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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暗杀时代的晚清革命党人是恐匪还是义士

  开启暗杀时代的晚清革命党人  是恐匪还是义士 

1900年,清皇室统治中国已过250年,华夏人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脑后那根长辫,忘了那是剃刀强加之物,他们每天起来洗漱细心地梳理它,就像笼子里的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爱新觉罗的江山依此惯性,相当稳定,似乎可以万年永祚

开启暗杀时代的晚清革命党人是恐匪还是义士

但就在此时,从中国的邻国日本突然归来一群书生,开始造清廷的反。他们的造反方式,不是跪着请愿,手里拿着的也不是上书,而是匕首、枪弹,炸药。

史坚如就是其中一位。

大厦覆矣,孰尸其咎?,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贼以取亡乎?吾将行吾志矣。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如果不交代时代背景,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上述这两段慷慨之词,系一个15岁的少年所言。此人就是史坚如,出生广东番禺一个大户人家,先祖系明末抗清名将、汉民族英雄史可法。本来,史家在清朝的日子过得可以,依然有人在官府做官,史坚如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官宦子弟,但史坚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做官宦子弟中的异类

他没有书生的柔软,也没有文人的怯懦。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清廷向日本投降,割地赔款。晚清士人对政府极尽失望,但出于对清王朝剃刀的恐惧,暴力革命尚未成为主流,朝野上下充斥了不少改良派,对清廷从良抱有幻想。而时年16岁的史坚如气魄惊人,力挺武装抗清,主张杀掉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这个书生不仅敢说,而且敢做。1899年,他散尽万贯家财,加入兴中会(同盟会前身)。1900 10 23 日,史坚如率领暗杀小组开始行动了,对清廷大佬、广东巡抚德寿下手。不幸因所携炸药提前引爆、行动失败。史坚如被捕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史坚如虽逝但并不孤独,在他之后,从日本归来的刺客前赴后继。诸如立志推翻满清民族压迫、号称“光汉子”的徐锡麟。他出生于一个十分富有的官僚地主家庭,1903年赴日本留学,结识许多革命志士,树立反清信念。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参加了光复会。逐渐成为光复会在国内的领袖。彼时清政府在各地创建新军,徐锡麟混入其中,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器重。

1907年7月9日,徐锡麟趁着恩铭来参加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率学生军起义,以炸弹手枪袭击会场,恩铭最后被杀,徐锡麟等与清军激战四个小时而失败被捕,第二天英勇就义。徐锡麟的起义让清廷大为震惊,也鼓舞着后来的革命者前赴后继

当时,安徽有个叫吴樾的革命党人,写下《暗杀时代》之后,实言实行:

“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吴樾少时就有游侠之气,26岁加入推翻满清为目标的光复会。光复会涌现了很多荆轲一般的刺客。吴樾就是其中一个。为了实现革命目的,他创建北方暗杀团,筹划对清大臣实施暗杀。

1905年,清廷重臣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吴樾得知后,决定在火车站动手。临行前吴樾给好友秋瑾留下遗书:“不成功,便成仁。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行刺当天,吴樾身着仆役制服,混入火车上。火车一共有5节,第三节是五大臣的车厢。在试图进入第三节车厢时,他被卫兵拦住。正在纠缠之时,火车启动,吴樾趁机引爆炸弹。 

巨大的爆炸将火车顶炸开,五大臣有的重伤,有的轻伤。都没有死。而孤身刺杀五大臣的吴樾手脚俱断,肚破肠穿壮烈牺牲,年仅27岁。听到这个新闻后的慈禧吓坏了,更加深居宫内不敢外出,而且严查周边提防刺客,还将颐和园的宫墙加高了3尺。看来,这个一手遮天的老佛爷,面对枪炮,也是色厉内荏。

为什么这些刺客有别于中国传统书生,勇敢、威武。不怕死?

这有赖于他们的教育经历。比如史坚如,少年就读于广州格致书院。这个学校是美国人所开,属近代新型学堂,在这里,他读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先进思想,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他还读到来自本乡本土的反清四大寇的革命学说。所谓反清四大寇,就是晚清末年起于广东的四个汉民族志士: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当史坚如得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组织反清大本营,于是决定去日本拜见孙中山。二人一见倾心,深谈十余日。孙中山对史坚如说,当下中国苦难深重,治学不如救世。而救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武装行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革命党笔杆子、国学大师章太炎,对青年刺客们的影响也极为深刻。他鼓励书生们重义轻生、视死如归: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他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鸥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说,天下大乱,书生成长为大侠,才不枉此生。

章太炎还说,一缘既绝,万念俱消。一个人如果执着于一个信念,则绝断了这个信念,人活得就没有意义,人生的所有念头都化为灰烬。章太炎这样说,是鼓动青年书生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书生的自戕成仁之风。那些行刺的书生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单纯的肉身生命毫无意义,唯有将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义的事业之中,才能化为永恒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牺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动力,书生们自可潇洒赴死,轻去就而齐死生

在导师的启蒙和鼓舞下,史坚如们迅速由书生成长为武士。虽然他们中有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是血没有白流。此后,汉家血性书生前赴后继,揭开了一个对野蛮政权及其大吏的暗杀大时代。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几乎成了当时青年书生们的口头禅。这种气势果然吓坏了满大人。

想当年,满洲八旗兵以留发不留头剃刀征服中国全境。那些读圣贤书的文人,不是被杀,就是变节。中国文人与人理论时,爱讲君子动口不动手。而不敢动手的君子,是怎样的君子?跪着造反的书生,能改变自己乃至国家命运吗?因为手无缚鸡之力”“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于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古文人不成事,都与此一脉相承。他们忧国忧民,但无可奈何。 

然而,你有兵,当秀才也有兵,又会是怎样局面呢?

到了20世纪,这无用无奈的千年痼疾,却被晚清荆轲——中国留日生们改变了。

我们知道,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从1895年时就倡导革命,辗转海外,他在美国檀香山有胞兄帮衬,但最后把革命根据地设在日本东京。为什么?

这就和日本对中国学子的影响力息息相关。

晚清末年,中国掀起出国留学潮。在中国学子去往的留学国中,日本成为首选。尤其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留日潮汹涌澎湃。在时间上中国人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晚了数十年,但在人数上近代中国留日人数超过了留学欧美各国人数的总和。据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当时赴美留学总共650人,而赴日留学的中国人总数高达8000余人。“在20 世纪的最初10 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数以万计的中国学子来到日本,这是这个曾盛产遣唐使的国家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中国学子们首选日本留学呢?拿流亡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的话来说,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梁启超说的,是地理文化元素。离得近,且文化相通。既省盘缠,又易交流。而除此之外,更有政府元素。日本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精英的第一去处,和日本政府的扶持政策亦有很大关系。

世所尽知,公元七世纪,为学习世界最先进的封建文明,日本向中国大唐派出了20次遣唐使团,总计约6000人。他们得到了大唐热烈拥抱来,有的如阿部仲麻吕这样的优秀留学生,还改了中国名字(晁衡),在中国做了官。一千年后,轮到日本报恩了。

日本当时一些精英还真是这么想的。譬如那位战胜袁世凯的大鸟圭介,就是扩大中国留学生规模的积极拥护者。他于1899年在日本学士馆做了题为“对华今昔感情之变迁”的演讲,公然强调:“当日教育中国留学生是为了‘酬往昔师导之恩义’”。

还有早稻田大学创建人、做过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也是留学政策的积极倡导者。1898年6月至11月,在他第一次组阁就任日本首相期间,就表明了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日本长期从中国文化中获益良多,是负债者,现在该是日本报恩,帮助中国的时候了”。

那么,中国留日生在日本到底学到了什么?

一是革命思想,二是武士精神。

中国与日本有相同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日本维新三十年脱胎换骨,而中国维新百即告失败?日本能做到的事,中国做不到?因为日本维新党首先推倒了旧政权幕府。而中国维新党却幻想依靠满清旧政权实现维新,这可能吗?

其次,日本士人有一样东西,中国士人没有。那就是武士道。中国精英缺乏尚武精神和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在戊戌变法中体现得痛彻淋漓。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知识分子群,他们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的勇气和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自古中国文人不成事,一是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勇气和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

对此,中国留日生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这般见识的留日生一旦遇到优秀领军人物,便迅速成为革命主力军于是,留日的中国学子在孙中山的鼓动下,便很快开始转身。他们不再把主要精力停留于宣传政治革变上,而在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上。

他们就是孙中山苦苦寻找的战友。“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孙中山把革命大本营设在了日本首都东京。

当被统治人群不怕死时,统治者就怕了。革命党人揭开暗杀时代后,清廷大小官员陷于恐怖之中,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对革命党人轻言镇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在京满清皇室贵胄暗自遣人去东京,每人向同盟会捐赠万两白银,用以赎买自己的项上人头不与身体分离。 

一个又一个书生武士以命相搏,终于撬动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这千年铁板。

但是,当时却不断有大佬和酸儒跳将出来,骂他们是恐怖分子。乃至后来进入现代社会,仍有不少谈虎色变的文人这么认为。

我以为,这不是反咬一口,就是丧尽天良

看看那些清廷大佬抓住革命党人是怎么处置的——

对史坚如,清廷酷吏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然后在码头斩弃市。对徐锡麟,他们砸碎睾丸、破膛挖心;对秋瑾,斩首示众。对吴樾,破腹揪头发示众……手段何等残忍,如果说革命党人是恐怖分子,那么他们这些大佬就是魔鬼!

而革命党人又是怎么瞄准暗杀对象的——

比如徐锡麟,不仅不滥杀无辜,而且还特别主张冤有头债有主。坚持刺杀满清大佬,而不杀同胞、一个汉人。安庆起义中,他坚持不肯杀汉人,乃至因此贻误战机。这样的人,如何能和恐怖分子划上等号?他们的信仰是邪恶的吗?他们的政治诉求有问题吗?他们伤害无辜了吗?那些大佬讲理吗、难道不该杀吗?当时顽固不化、死守特权的清政府,除了暗杀,还有其他解决之道吗?

认清了以上问题,就不难得出结论。

那不是恐怖行动,而是不折不扣的革命义举,而所谓恐怖的指责,完全是顽固的官僚与谈武色变的酸儒们,故意混淆视听,泼向勇士的脏水。在无畏的死士面前,那些“有权懦弱”的胆小鬼,只应该感到深深羞愧。

当然,后来这些义士用生命换来辛亥革命胜利,开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暗杀之风却没有戛然而止,民国初年依然暗杀风行,这就和当初革命党义举大不同了。诸如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就是赤裸裸的白色恐怖。因为推翻清政府和帝制后,中国已经有了合法表达不同政见的平台。而各方不互相妥协,都想说一不二,一言不合,就明枪暗箭,其行为之不齿,实在不能与当年的大英雄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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